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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理学的几个重要看点

关键词:朱子理学;重要看点

  宋代思想家朱熹,世尊“朱子”,是古代中国继孔孟之后最杰出的儒家代表。他撰著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构建了庞大理学体系,持守兴国安邦“以民为本”的古训,赋予“仁政礼治”时代内涵,把儒学推上了新高峰,对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北宋中期至南宋初,先儒思想因受自身理论碎片化、中原内忧外患与道佛两教扩张的交织冲击,步入式微,岌岌可危。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等一大批力扶社稷的儒者,自觉担负起正本清源、接续道统、更新儒学的使命。以朱熹领衔的“闽学”,汇聚了各学派的精华,发明义理,经世致用,使儒学浴火重生,造就了近古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思想飞跃。朱子理学以“新儒学”面貌重返政治中心,成为南宋以降700余年中国社会的官学和主流意识形态,不仅对中国国家治理和中华一统产生深刻影响,乃至“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”。

  党的十八大以来,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,应当怎样客观认知朱子理学;朱子理学对当下时代有何积极作用;如何立足现实,不断转化弘扬朱子理学中的优秀因素等问题,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。2021年3月,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期间,特意前往武夷山“朱熹园”,了解理学研究情况,强调“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”,“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,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”。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,昭示了将朱子理学精华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要求,也为新时代朱子理学的深入研究和转化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。笔者以为,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究朱子理学跨时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,至少有以下四个看点。

  一是阐发儒学精髓。朱熹对先秦以来的儒学进行了去芜存菁的工作。他从作为“五经”之一的《礼记》中取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称“四书”。朱熹认为“四书”是儒学的精华,故其一生“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”。在“集注”的同时,朱熹按“学论孟庸”的次第,对研习“四书”作了排定,“学问须以大学为先,次论语,次孟子,次中庸”,即先读《大学》,把握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的“三纲领”和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“八条目”,以总揽人的德行;次读《论语》,悟透孔子所述的“仁”的含义,以通达儒家本性;再读《孟子》,存心养性,增进“仁义”与“民本”的自觉,以提升人格精神;最后读《中庸》,不偏不倚,择善持节,使人性复归于天理。注释“四书”,朱熹首推《大学》的“三纲领”,此说要求把人性的“本善”发扬出来,并不断自新,以求达到完美,阐明了儒家做人的基本态度和理想追求。他认为这既是“大学之道”,也是儒家之“道”。“八条目”的前五条讲践行理想追求的条件途径,旨在涵养自身;后三条讲实现“天下大同”的使命目标,意在服务社会。人们通常以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”概括儒家精神,但仅此是不够确切的,因为“三纲领”更为重要,关乎理想和信仰。朱熹明言:“凡人为学,便当以‘明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’,及‘明明德于天下’为事,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。”纲举目张,笔者以为,儒家的所有论说都是对“三纲领”的进一步发挥。对“四书”的“集注”和“序定”均属朱熹首创,他对儒学“义理”作了新解,将其转化为系统成型的理学,且道德高立、逻辑缜密,因而使“四书”超越了“五经”。尤为重要的是,彼时中原处国破世衰、儒学崩盘、人心涣散的危境关头,朱子理学对儒学的重建,提振了中华的精气神。这说明,建设一个国家,最宝贵的是民心,而民心倚于民风,民风则有赖于正能量的引导。

  二是包容不同思想学说。朱熹注释“四书”博采众长,一方面,他集萃先儒思想和理学各派成果;另一方面,他在批评“空寂”“厌薄世故”和“灭纲常”等思想倾向时,认为“老佛亦尽有可取处”,并采纳道教的“太极”说和佛教的“心”论等为己所用,在儒学中引入了关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思考,既充实了儒学,也易为大众接受。朱熹赞赏老子“俭德极好”“凡治人事天莫如啬”的主张;引注禅宗的“月印万川”寓指“理一分殊”:“本只是一太极,而万物各有禀受,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。如月在天,只一而已。及散在江湖,则随处可见,不可谓月已分也。”在朱熹看来,“儒释道合流”应是“守儒学正统,融百家之说”,并非平分秋色。但同时,朱子理学以孔孟为主体,开思想包容之先河,形成了主流文化与宗教以及外来学说中国化的糅合机制,孕育出一个向心型的中华文化共同体。该机制和共同体直至影响到近现代中国对世界各种先进思潮的引进、吸收,意义重大。

  三是呼应社情民意。南宋初,朝廷“割土求和”,苟且偏安,朱熹疾呼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,反映了民众对重整伦理、政治清明、抗侵雪耻和振兴旧邦的企盼。如今,有的人不太清楚这个背景,将“存理灭欲”误解为不讲人性。其实,此处的“天理”即“五常”,“灭”的意思是遏制或克制;“人欲”则喻指贪婪,不是指人们生活中正常的饮食男女。朱熹的释义是:“饮食者,天理也。要求美味,人欲也。”他还直言:“欲是情发出来底,心如水,性犹水之静,情则水之流,欲则水之波澜。”求解饥渴是人的本能,合乎天理;人欲是“惟为求美味”,“把饮食一事安顿得不恰好”,追求得过分“便成了恶”。心统性情,人性本善,情是心之所用;人心平静时所发的情如同缓流之水,与善相统一;而人情一旦失控,则难免越轨成“欲”危及社会,如若江河卷起波澜就会破堤决口造成灾难。朱熹呼吁“存理灭欲”,主要目的在于遏制权贵搜刮民脂民膏和过度奢靡。故凡入朝进谏或奏对,他必言正心修身、整饬官场。虽然“存理灭欲”不可能在专制社会里得到真切落实,但是能在一定范围内对官僚阶层产生心理上的戒惧,节制其贪腐的任性,实际上保护了民利。这也验证了陈支平教授的观点:“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,在其倡导之时,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批评精神和社会监督意义”。

  四是维护国家统一。秦以后中国历经了千余年的分分合合,理学家们洞察家国一体、利益攸关,生发出远大于先儒们对国家的认同意识。在封建时代,君即国家。《朱子家训》以治国大义开篇,旨在教化社会全员,并非专对朱氏族人,其首句即“君之所贵者,仁也;臣之所贵者,忠也”,强调明君要仁政爱民,贤臣要忠君爱国。朱熹每次朝奏都要讲“正心诚意”和“复疆土”,弟子担忧皇帝听多了反感,劝他不必直言;他则不惧惹火烧身,说“正君心”是救国,如若不言之即是“欺君”。朱熹编《资治通鉴纲目》,坦言“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,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”,即明正统、反分裂。朱熹晚年备受政治迫害且贫病交加,却“平居惓惓,无一念不在于国”“语及国势之未振,则感慨以至泣下”。每谈到国家分裂、人民受辱,他就痛哭不已;“某要见复中原,今老矣,不及见矣!”未能看到国家统一乃他一生最大的遗憾。朱熹临终前仍抱病修订《楚辞集注》,以揭示屈原精神的核心是“爱国”,发出了护国济民的绝唱。朱子理学锻造的爱国精神已经融入中华血液。历史上,真正的理学家都捍卫国家一统。

  上述看点所贯穿的民风、民意、民利和家国关系等,无不渗透着“国以民为本”的思想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“朱熹园”时特别指出:“朱子的民本思想与我们党强调的许多地方是相通的,要很好汲取其中的营养。”综观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,民本思想从来都是社会发展的永恒生命力。陈来教授说:“古代儒者的民本思想,在价值观上可以通向民主”,该逻辑推论对于朱子理学的传承和转化创新甚为重要。

 

       本文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;作者:朱清,厦门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、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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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时间:2022-04-26 15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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